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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武汉成为全国人民心中最大的牵挂。武汉封城两个多月，武汉人民识大体、顾大局，不畏艰险、顽强不屈，自觉服从疫情防控大局需要，主动投身疫情防控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考察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武汉是英雄的城市，湖北人民、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历史上从来没有被艰难险阻压垮过。”武汉人民的英雄精神何来，武汉这座城市的英雄气质何在？
武汉兼有“北雄南秀”的文化属性
武汉地处中国的地理中心和荆楚文化的核心区。从空间轴上看，武汉是雄浑的北方文化形态与灵秀的南方文化形态的交汇之地；从时间轴上看，武汉是中华农耕文化形态与近代工业文化形态的碰撞之地，具有多元文化汇聚包容、阔大开放的气象。“北雄南秀”的文化属性塑造了武汉人的独特气质。
第一，武汉文化继承了荆楚文化不屈不挠、不胜不休的精神内核。在两千多年前的荆楚大地，楚人在与中原诸夏和南方蛮夷各部的激烈对抗中发展出“不胜不休”的族群特质。公元前675年的春天，一生战功赫赫的楚文王在津地（湖北江陵县南）与巴人战败，当时守卫郢都城门的楚大夫鬻拳紧闭城门，不让楚文王及其军队回城，楚文王不得不重新整军奔向黄国，在踖陵（河南潢川西南）大败黄国军队后才班师回国，并在回国的路上病逝。鬻拳随之自杀以殉。历史虽然远去，但这一精神一直流布于荆楚大地上、流淌在武汉和湖北人的血液里。2600年后，在距离武汉东边100公里处大别山的红安，两百余位将军出自同一个故乡，他们舍生忘死、不屈不挠、忠诚坚定、不胜不休的英雄品质，为共和国的诞生和20世纪中华民族的崛起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正是凭着这种精神，英雄的荆楚儿女在1998年洪灾面前屹立不倒，取得了抗击百年一遇的长江流域特大洪水的最终胜利。可以说，坚强的意志力和果敢的决心充分体现了武汉人民的英雄品格。在这次因疫情封城的两个多月里，武汉人民服从国家抗疫大局，咬牙坚持，向全国全世界展示了武汉人民的坚强意志和高风亮节。
第二，南北文化交汇、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培养了武汉人的创新精神。在全国范围内，武汉是南北两大文化圈的交汇地，也是南北两大文化圈的边缘性交叉地带。中原正统儒学与荆楚士风民俗的融合，形塑了武汉人既注重现实又追求理想的精神品格。
武汉凭借长江流域的心脏位置，成为中国商品的一个重要集散地和对外贸易枢纽，与上海一起，成为近代中国现代性发育最早的核心城市和长江文明的核心区域。1861年汉口开埠，西方工业文化的因子逐渐融入长江文化，武汉开启了由传统商业市镇向近代贸易都会转型的历程，奠定了武汉作为中国中心城市的基本格局。20世纪50年代，武汉钢铁厂、武汉造船厂、武汉重型机床厂和武汉锅炉厂等“共和国长子”企业的相继建立，近代工业文明的积淀和蕴蓄，使得武汉进一步确立起中国内陆的中心城市地位。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103位“无业”人员在汉正街正式上岗，摸索建立了汉正街小商品市场，拉开了我国城市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序幕。这种积极承担、敢于创新的精神积淀成为武汉开放创新的城市性格，成就了武汉长江中游现代化引领者的特殊角色。
第三，商业化经济方式塑造了武汉人乐观豁达、不保守不排外的心态。武汉依水而兴，因商而名。重商文化结构及商业性功能结构，支撑了武汉市民文化形态的稳定性、历史发展的传承性和精神建构的独特性，形成了武汉市民独有的文化心理和性格特征，即务实与浪漫相统一、浑厚与精明相统一、谨慎与灵活相统一、持守与通变相统一。商业性功能城市性质塑造了武汉人对于秩序、自信、身份、娱乐、市容风貌和城市空间结构等文化概念的理解，在市民身上展现出独有的“汉味汉调、汉风汉韵、汉式汉俗”，塑造了一种以平民生活为基础，体现于中外文化和南北文化的交流互动之中，涂抹着传统与现代相交织色彩的平民文化。这种文化善于通变而任放，善于创化而兼蓄，有一种在包容中流动和超越的气度和魄力，有助于把握机遇，以开放的心态和进取的精神推进改革和创新。因此，武汉人在开创新局面的过程中，重实功不重虚名，表现出生机勃勃的主动性，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执着的追求、勇毅的性情。在这样的人格模式中，他们平日处事接物淡然自立、峥嵘不显，但一遇大事，则立见其刚强之性，转变为大破大立的历史创造者。
“大江大湖”造就了武汉雄阔的城市性格
武汉位于千湖之省的腹地，长江穿城而过，拥有世界罕匹的自然生态条件。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是华夏民族的稻作农业区，这种生态环境和经济方式深刻地影响着武汉城市的文化性格。
第一，天文、地理、水文和人文等因素塑造了“大江大湖大武汉”的城市符号和江城印象。著名文化史家冯天瑜教授提出了从文化史上标识城市定位的“四维”（天文、地理、水文和人文）解释模型。武汉在中国内河航运中的位置，正所谓“江汉西来于此会，朝宗东去不须分”。清初思想家熊伯龙称汉口为“九省通衢之地”。毛泽东“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名句，突出了武汉在连通中国南方与北方的地理优势，也凸显了武汉阔大的气势。
美国学者R.E.帕克认为，“城市的空间分布特性决定了人类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悠长深厚的长江文化通过“江汉交汇、三镇鼎立”的空间载体化和符号化，嵌入华夏族群的记忆之中，使得特定地理空间在文化学上建构了武汉“大江大湖”的象征意义。这一地理因素深刻影响到武汉社会文化心理结构，支撑了武汉人的历史眼光和宏大抱负。“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多从江汉起；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亚欧遥。”晚清张之洞为武昌奥略楼所撰的这幅楹联，道出了蕴藏于武汉人心中的宏阔气魄。
第二，历史上民族重大事件的“武汉在场”，构筑了武汉人和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武汉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底蕴，以及切入全球现代化进程的主观努力，使武汉在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的关键节点上成为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
武昌首义的功绩彪炳史册。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武汉北伐战争的胜利、武汉会战等历史进程中，武汉与独立、民主、富强的民族现代化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孙中山《建国方略》认为：“至于中国铁路既经开发之日，则武汉将更形重要，确为世界最大都市中之一矣。所以为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五”计划期间，武汉建成万里长江第一桥。“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每当历史的重要关头，武汉的“在场”让中华民族的这些重大叙事与武汉这一地点相连。“地点”变成了一种族群记忆的框架，在武汉这个“地点”实施的国家重大项目，经历的国家重大事件，构成了武汉人形成家国情怀、连接自我身份与族群身份的桥梁。
第三，生生不息的内生力量。武汉依长江而兴，源源不断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塑造了武汉城市的经济结构，造就了一批具有包容开放和开拓进取精神的汉商群体。商人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城市自治给武汉的现代化进程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了武汉城市的现代性发育。美国学者罗威廉曾评价近代汉口达到了“晚清中华帝国城市化的最高水平”。汉口商会支持辛亥首义，呼吁罢市支援五四运动，赈济1931年汉口水灾，捐助1938年武汉会战，均表现出汉商群体的奉献与担当。民国时期汉口商人沈祝三倾尽家财建设武汉大学校园，留下一段破产助学的历史佳话，体现出汉商的顽强品质。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以武汉大学校友为主组成的楚商联合会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一大批校友企业纷纷开展全球采购，迅速构筑起一条生死时速的医用物资运送通道，传承了荆楚文化的忠诚勇毅品质，展现了汉商的社会担当与国家大义。
第四，商业性功能城市造就了流动、开放和包容的市民文化。伴随着商业流通的是城市移民，近代以来，移民人口构成了汉口的市民主体，“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商业流通带来巨大的信息量，带来频繁的文化交流以及外地的文化多色调。“商贾辐辏，杂有吴越川广风。”“适口则味擅错珍，娱耳则音兼秦赵。”
商业的通道即是文化的交流渠道。1891年4月21日，俄国皇太子（即后来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出席了在汉口列尔宾街（即今兰陵路）举办的俄商新泰洋行纪念开业25周年庆典，盛赞“东方茶港”的贡献：“万里茶路是伟大的中俄茶叶之路；在汉口的俄国茶商是伟大的商人；汉口是伟大的东方茶叶港”。以汉口为中心的万里茶路，既是中国向欧洲输出的重要商路，又是一条中国文明向欧洲传输和欧洲文明向中国传输的文化线路。这种文化因子经过经济生活方式渗透进武汉城市肌理，形塑了武汉城市流动、包容和开放的城市性格。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21世纪影响全球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更是武汉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武汉人民在疫情中展现出来的不畏艰险、顽强不屈等优秀品格，必然内化为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形塑这座城市的当代城市形态，并长久地影响这座城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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